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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白居易此时尚未打算就此隐居一生。
据白居易观察，唐敬宗虽然荒淫，但用的宰相如牛僧孺、李程、窦易直等皆为正直之士，朝政也不至于大乱。李逢吉虽然热衷于党争，但也没有做过严重危害民生的事情。掌权的宦官梁守谦、王守澄等都比较低调、收敛，不像吐突承璀那样张扬跋扈。因此唐敬宗即位一年多，也没惹出大事。
白居易觉得自己春秋富余，还可以做些事情，不甘就此赋闲。此时牛僧孺已出任武昌节度使，于是他上书李逢吉和李程，请求重新安排工作。
李逢吉和李程很高兴白居易还愿意出来工作，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好位置——苏州刺史。
也许李逢吉的考虑还是和当初一样，让白居易继续担任牵制李德裕的角色。因为此时属于牛党的苏州刺史李谅正好任期届满须调回长安，由白居易接任苏州，可以确保苏州这个重镇继续掌控在牛党手里，而白居易在杭州深得人心，又是享誉天下的名士，李党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。
由此也可见，在时人眼里，白居易不再是当年那个莽莽撞撞、敢和皇帝当面吵架的愣头青年文人，而是成长为务实干练、沉着稳重的成熟职业官僚了。
于是，经过在洛阳约十个多月的闲居生活后，白居易于宝历元年（825年）三月四日接到黄纸诏书：“除苏州刺史。”
苏州也是与杭州同列的江南名郡，自然是值得向往的地方。但白居易还是舍不得他精心营造的洛阳小宅。因此，他收到任职诏书并未“克日赴任”，而是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动身前往苏州。
出发之前，他还一个人跑到城东去与花“告别”，并写下《除苏州刺史别洛城东花》云：
“老除吴郡守，春别洛阳城。
江上今重去，城东更一行。
别花何用伴，劝酒有残莺。”
这次白居易前往苏州的路线就是一年之前他从杭州回来的路线，所以一路上的地方官都是熟人，接待应酬自然是热闹非凡。
宣武节度使、汴州刺史令狐楚曾是白居易的老领导，白居易再到汴州，受到令狐楚的热烈欢迎和周到接待。白居易作《奉和汴州令狐相公》诗，诗中自注：“奉陪游宴，凡经五日。”
白居易在汴州一住就是五天，可见他与令狐楚两人交情深厚，非同常人。
这样一路走下来，直到五月初五，白居易才走到苏州。
到苏州初步交接之后，白居易照例作《苏州刺史谢上表》，上奏朝廷谢恩，并表达了自己恪尽职守的决心。
苏州在元和年间户数超过十万，按一户五人至十人来算，并考虑古代人口统计的局限性等因素（包括统计方法、统计技术、因按人头征税导致大量瞒报等），估计约有人口五十万至一百万，是当时唐朝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。
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难处。这种地方必然利益关系复杂，事务繁钜，要治理好实非易事。
白居易的前任是李谅。李谅此人生平已不可考，只知道他是牛党成员，离任后回到御史台任职。
李谅有很多事情要交代，因此与白居易两人的工作交接用了十多天才完成。
苏州属浙江西道管辖，此时浙西观察使是李党领袖李德裕，如何处理与观察使的关系，是牛党的每一任苏州刺史都必须面对的大问题。
白居易在政治利益上被归属于牛党，但毕竟不是牛党的核心成员。虽然在长庆元年的进士复试案中，白居易与李德裕斗过一个回合，然而总的来说两人不存在激烈的矛盾冲突。白居易性格中具有较为世故圆滑、精于周旋协调的一面，他固然不会和李德裕套近乎，但也犯不着为公事得罪李德裕。他的基本方针是维持台面上的和气，尽量不使矛盾公开化。
白居易在苏州曾写过一首长诗《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》，这首诗是白居易与李德裕、元稹、刘禹锡三人的唱和之作。刘禹锡时为和州刺史，属淮南道管辖，地界与浙西的苏、常、润三州相邻。
李、元二人所作均已佚失，只有白、刘的作品分别保存在各自的诗文集中。
从诗的内容来看，白居易专注于描写小童吹笛之妙，完全没有提及李德裕，如果不是题目中有“和浙西李大夫作”等字样，根本无法想象这和李德裕有何关系。
因此，这次聚会的气氛是非常怪异的。大概是元稹、刘禹锡为了缓和李德裕和白居易的关系（元、刘均为李党成员），使李德裕不至于给白居易出难题、穿小鞋，才组织了这么一次聚会。
白居易当然愿意和李德裕签订这样一个“互不侵犯条约”，而李德裕也疲于应付牛党的挑战，不希望苏州无端生事，因而李、白二人都出席了聚会，但大家都心照不宣，只有表面的客套，没有实质的交流。白居易也因此留下了一首文题不符的奇怪诗作，供后人想象猜测。
协调好了上下级关系，白居易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。他在给元稹的诗《秋寄微之十二韵》中说：
“娃馆松江北，稽城浙水东。
屈君为长吏，伴我作衰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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